有这么四个人，他们的名字分别叫作桃根、桃干、桃叶和桃花。桃根是养猪的，经常请桃花来帮忙。桃根养的猪常常是卖给桃干，桃干把猪杀了之后把猪肉加工成香肠，再批发给桃叶去挨家挨户推销。他们的合作通常是愉快的，可是也免不了一些麻烦。比如说桃根有时候会把猪卖给邻村上门来收猪加工腊肉的人，他的出价可能更高。而有的时候，桃叶已经答应了一户人家过年的时候供应100斤香肠，结果时间到了却发现桃干这个月生产不够。当然，经常的讨价还价也让他们烦恼。
有问题就要设法解决。他们四个人决定联合起来，桃根和桃花专门负责养猪，猪都交给桃干来加工，而桃叶来负责销售，到年底再分红。考虑到合作还是可能有矛盾，于是他们制定了章程，选举桃根为负责人。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养猪到加工到销售统一规划，避免了原来的各打各的算盘。他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到第二年，他们又招了一些员工，扩大了规模，他们四个人则当上了董事和董事长。很快，消费者都知道了一个响当当的香肠的品牌：“桃谷四仙”
很多年以前，科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企业呢？人们可以从这种生产的联合中得到什么好处呢？他的答案是：交易成本。设想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作为一个生产者，他需要的材料都能马上以市场价格得到，他需要一个人帮他做事，他马上能在劳务市场请到一个人说好做这件事给多少钱，他也能马上把产品以满意的价格卖出去，那么他没有要与别人联合起来的必要，他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服务，都能通过一次次的富有效率的自由交易得到。然而如同现实世界不可能没有摩擦一样，现实的交易不可能没有交易成本。每天去市场上购买一次原料也许不如与原料生产者联合起来方便和稳当。每天请一个钟点工给自己加工一件产品给50块钱也许不如花1000块钱一个月雇一个人固定给自己工作更有效率。故事中的桃谷四仙正是这么想的，也正是这么做的。这样做的结果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好处，而这也正是现实世界里企业越来越多的原因。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揭示出这一原因，这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何谓企业的性质？它像是一连串交易的集中：把每天请一个钟点工的多次交易，变成一个劳动合同；它也像是用调控管理来取消自由交易。不再由生产者跟原料供应商谈判决定购买多少原料什么价格，而改为直接由企业的负责人来决定生产多少原料。不论哪种理解，它的实质都是降低了自由交易的数量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鸩摩智与慕容复们如果成立一个企业，他们之间的问题就好解决了。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会决定采取最能降低污染损失的措施，不再需要谈判（但可能需要开个会）。我们还可以把这种理解从企业推广到任何组织。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有几个固定成员的足球队而不是每次临时找人参加？甚至不妨设想，我们要结婚成立家庭是否也有这种因素？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企业越大，就越能节约交易成本越有效率呢？事实上，马克思就曾经这么想过并且想得更远，既然联合起来能节省“流通费用”（这是他使用的概念，与交易成本概念不谋而合），那么为什么不把整个国家作为一个企业由国家来组织生产和分配呢？于是他提出了公有制。
但问题没那么简单。我们说过，自由交易总是有效率的，反之，自由交易的反面总是会伤害效率的。企业的存在固然节约了交易成本，可是在其它的方面付出了代价。考虑一下每个公司的老板都在为员工会不会尽力工作和浪费公司财产而费神就能理解了。有人打比方，这就好象两个人一起抬东西比分别抬要抬得更多，可是两个人一直抬时，总会有人偷懒不肯尽全力。还有人说，古时候的皇帝就相当于一个超大型企业的老板，每天要当心属下是否贪污腐败，是否会有人窝里反。企业作为各种利益主体的联合，也避免不了企业内部每个人、每个部门的利益冲突。企业涉及行业越广（同时进行音像生产和食品加工会比只进入一个行业的管理成本更大），企业规模越大（需要协调的利益主体越多），这种内耗也就越大。这跟前面说过的财产共有的麻烦有些类似。
所以，企业的规模由交易成本的节省（从而带来竞争上的优势）与组织管理成本的上升这两个相对的因素共同决定。企业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不同的企业需要考虑不同的情况来决定不同的规模。现实生活中，从夫妻店到小公司到大集团，各有各的优劣。科斯说，当企业对交易成本的节省等于组织成本的上升时，这个企业也许就到了最合适的规模。
法律上有一个“法人”的概念，即把某种组织视为法律上承担责任的“人”。但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法人”不是理性人，有理性的只能是组成法人的单个的人。组织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冠上了经理、董事、厂长或者主席的头衔就使他成了一个大公无私完全从组织利益出发的人。所以经济学的方法始终是个人主义的。把效率建立在相信某个组织能做出“理性”的决定是靠不住的，最终我们要把权利义务落实到某个个人身上，促使他作出我们所希望的富有效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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