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大家将高考比为古代的“科举”，这种比喻在上个世纪高考教育改革之前还是比较贴切的。因为教改之前，学生只要考上大学就会成为国家干部，大学毕业后按照国家需求分配工作，真可谓“天之骄子”，很多农家子弟更是“十年寒窗，一朝登榜”改变了人生命运。教改之后，大学的录取比例大幅增加，大学生培养成为自费，毕业后更是自主择业，再将考学比作科举就不恰当了。其实，科举就是考官，是古代国家的文官考试，更类似今天的公务员考试。
自隋唐以来，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形式等，历代有所不同，所同者，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考试梦）。此前朝廷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各地负责考察发现人才的“中正官”，将本地人才分为九个品级，向朝廷推荐，朝廷量才录用。这种选官制度，貌似很全面很客观，但在重门第讲关系的中国，只要是地方推荐，就会逐渐演变为家族势力的较量，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格局。科举这一制度创新，打破了这一格局，为平民子弟进入主流社会提供了机会，古谚有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然夸张，却非虚语。
科举考试，号称朝廷设科，人人可以投牒自进，但实际上，朝廷对于参加科举者的身份有明确的限制。唐代规定，“有刑家之子，工商殊类”不得充贡。宋朝，“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及医巫之家不得参加科举；辽代“医、卜、屠、贩、隶奴及倍父母或犯者、逃亡者，不得举进士。”天祚帝乾统五年（1105年）又规定“禁商贾之家应进士举”。金朝规定倡优之家、伶人，奴婢、罪犯、叛逆人亲属乃至官方的太常大乐署的乐师、少府监各色工匠艺人都不得参加科举。元朝仍有“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盗之人，不许应试”的规定。但阴阳医术之士则不禁止。（大致的意思就是“下九流”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从隋唐至明清历经千余年，科举制度一直是名符其实的“国考”。明太祖和清康熙，都认为一考定终身选拔的人才有不少是“高分低能”者，曾一度中止科举考试，但很快恢复。尽管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却不能废止。这不是古代中国人因循守旧，不思变革，而是实在找不出比考试更公正的方法。科举的本意在于公平取士，但是几乎在与科举诞生同时，违背公平竞争的各种舞弊的行为就出现了，因此，防止舞弊和惩戒舞弊就一直伴随着科举考试。
在防止舞弊方面，唐代科举省试中逐步建立了进士、明经等常科科目三场考试制度，从技术层面避免前场落第再参加后场考试等舞弊行为。五代时，这种三场考试制度又推行到州县的考试中。唐代为防止科场舞弊实行了考试场所的锁院制度，设置贡院印，以防违禁。为了确保阅卷公正无误，建立了中书门下覆核和覆试制度，同时加强了对省试的监督。宋代，多次下诏废除公荐，规定荐嘱者要治罪，被荐者罚本贯重役，且永远不得再参加科举考试，对于告发者则给予奖励。废除了“公荐”及“公卷”制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金朝科举考场制度严厉。科场规则如糊名、誊录等，则大体沿袭了宋朝的做法。明清科举作弊甚盛。“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所以明清科举的防弊措施也更为严厉。比如，明代考试在内由御史，在外由按察司官员监视。会试时，由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巡绰、监门，搜检怀挟，都有专职人员。考场严禁讲问冒代，每个考生单独一间号房，由一名军人把守。试卷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卷用墨书写，再由誊录官用硃誊写。读卷官不知考试者姓名，也不能见到墨卷，可以说无处不防。洪武七年（1374年）规定，如果考生挟带被发现，“于场前枷号一月，满日问罪革为民”。
但是，科场舞弊并没有就此止步，各种舞弊行为不断发生，在惩戒科举舞弊方面，历朝历代更是从不手软，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唐朝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接受请托，录取不公，引起不满，穆宗下令进行覆试。结果已录取的14人，10人因无艺被黜落，涉嫌请托者被罢官。
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开科，发现某卷文字与人雷同，甚至一字不差。原因在于考官受贿，将范文偷交给应试者，或者是老儒卖文给士子传抄。朝廷不得不对此加以戒饬，下令一旦发现试卷雷同，即将应试者黜落，考官、监试官也一例黜退。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会试，所录52人尽是南方士子。朱元璋却认定内中有诈，废黜全部录取的考生，且不由分说砍下考官张信蹈等人的脑袋。另一考官刘三吾，时年85岁，亦被遣戍边。此后，永乐、宣德年间，科举取士也就顺当了三十余年。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场案。涉案当事人位居当朝首辅，涉罪案犯累及十余人，甚至录取授职的都要追查到底。 甲辰科会试主考官张潮刚进贡院即病故，副主考官江汝壁主持试事。江串通考官沈坤、彭凤、欧阳、高节等人，徇私舞弊，录取了首席大学士（少傅衔）翟銮的两个儿子翟汝孝、翟汝俭。经殿试，翟汝孝位列一甲第三名。嘉靖帝获知案情后大怒，将翟銮及其二子、彭凤、欧阳削职为民。江汝壁无受贿情节，杖六十，革职闲住。沈坤未见贿赂罪行，情节较轻，留用供职。高节、张岳二人有受贿罪行，发配充军。负责会试纠察的监察御史王珩、沈越失职，各降一级，调任地方官。
清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爆发科场大案。顺天府乡试发榜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爆出：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等情弊。各地乡试发榜后，士子忿其不公，也揭露出各种舞弊情节：江南“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河南考试官黄鈊、丁澎用墨笔添改字句；山东同考官袁英等，用蓝笔改窜字句；山西考试官匡兰馨等批语不列名衔，等等。结果，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举人田耜等共七人俱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其他，王树德等七人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孙珀龄等十一人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张旻等五人俱应立绞，余赞周应绞监候。顺治帝亲自审问，“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
清康熙五十年辛卯科场案。还是在江南的乡试，这个科场案主考官姓左，叫左子蕃(fān)，副主考官姓赵，叫赵晋。考完了之后，也是士子哗然，抬了财神像到府学去游行示威。事情闹大了，康熙下令查，事情牵扯到江苏的巡抚张伯行和总督噶(gá)礼。查到最后查清楚了，是有人花了钱在卷子上写了三个字，答卷上藏了“其实有”三个字，考官看到这三个字就给他点中了这个举人。结果副主考官赵晋等五人斩首。因为这件事情跟张伯行没有关系，没有对他进行处分。
清咸丰八年（1858年）又发生了震动朝野戊午科场案。本科顺天乡试，因考生满洲附学生平龄涉嫌舞弊引起，暴露了考生罗洪泽“递条子”入考场，请托兵部主事李鹤龄、翰林院编修浦安，浦又托大学士柏俊，罗因此得以中试。李、浦共得白银500两，而柏葰并不知情。结果，浦、罗、李照例处决，柏葰也以“辜恩藐法”即行处斩。柏葰以一品大臣64岁被杀，实与同僚私恨有关，但其责任是不能逃脱的。此案历经五年才审结完成，最终九十余人受到惩处，五名军机大臣等被杀。
凡此种种可见，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科举考试舞弊行为愈演愈烈，涉案的官员级别和规模越来越大，惩戒的手段越来越严酷，从罢免官职、流放戍边到宰监候和宰立决，都不能有效的刹住舞弊之风。
无论古今，舞弊都是对公平公正的恶意践踏，只有严惩，才能保护真才实学者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单纯信仰。然而从有科举考试起，反舞弊和舞弊就一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禁疑问，到了我们的时代，社会为何还是无法跳出考场利益的怪圈？
随着就业压力的逐渐增加，公务员考试热度逐年升温，录取比例由最初的十几比一到最近的几百比一，其难度之高堪称中国第一考。国家人才的录用一向被称为国之大器，我们应该在公务员考试中严格规章制度，严格公平竞争，不给那些无耻之徒以可趁之机。
2016年4月23日，全国25个省份举行了2016年公务员招录考试，总招考人数超过14万。这场被媒体称为最大规模的公务员考试刚结束，就有多名网友晒出图片质疑江西省公考出现泄题。舆论一片哗然。
大家都在关心这次国考泄题调查的细节，也在关心相关处理结果。
2010年1月，广西公务员考试也曾发生过泄题事件。当年的公考公共科目笔试被宣布无效，涉及近9万考生。经司法调查，证实泄题的源头在广西人事考试中心！舆论汹涌之下，此案有多达26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22人被批准逮捕。后广西人保厅党组书记引咎辞职，五名官员涉嫌严重失职渎职被起诉——其时虽没有组织作弊罪，但有玩忽职守罪、泄露国家秘密罪。对公考弊案，无论“作弊入刑”前，还是“作弊入刑”后，都有法可依。
现今考试作弊已入刑，关键还得看执行。